他被下放五七干校，周总理让他带个炊事员走，他谢绝，要自力更生！

1934年冬，二万五千里长征行至雪山草地，时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的萧克悄声对身旁警卫说了一句：“活下来，才有资格谈理想。”彼时谁也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这位历经枪林弹雨的上将，还要在另一场没有硝烟的风暴里，再次为“活下来”寻找方法。

1969年11月28日清晨，冰冷的北风扫过北京站站台。萧克拎着一只陈旧帆布包，里面不过换洗衣物、几本军事理论著作和一把随手带上的木工凿子。他心脏病未愈，中央办公厅特意转达周恩来的关怀：“带个做饭的随行，别再操心锅碗瓢盆。”萧克摇头：“劳烦总理好意，动手做饭也是锻炼，没什么。”同行干部瞠目，却无法再劝。

列车南行，一路颠簸。窗外麦田与河道迅速向后退去，他却在小本子上写下十来个大字——“五七干校，亦可为校”。这不是书生意气，而是他的习惯：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总得先给自己寻找坐标。1970年初抵达江西万安时，他已年近花甲。

干校驻地原是旧军营，砖墙残破、草木疯长。分配的“宿舍”只有三面墙，第四面挂着编织草席挡风。萧克安顿好铺盖，第一件事就是去瞧食堂。见到炉灶缺柴，他卷起袖子跟年轻学员一道上山砍柴。有人悄声议论：“堂堂上将，真下得去手？”他听见，大笑着回一句：“扛枪能成精，扛斧也能练胆。”尴尬气氛瞬间化解。

按照规矩，学员每天除劳动外须集中学习。别处多学“文件”，萧克却领着青年们拆解《孙子兵法》和《三十年战争史》。有人担忧“会不会挨批”，他坦言：“了解战争，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守住和平。”这番话在风声鹤唳的年代显得格外突兀，却也让不少血气方刚的青年第一次沉下心读书。

劳动之余，他迷上木工。粗木料经过他手，成了方桌、长凳、书架，甚至一只能容四人的饭桌。夜里灯下，他用锉刀修整榫卯，刨花落满膝头。有人问：“将军，您这是苦中作乐？”他侧头笑说：“人要有手艺，心里才踏实。”

日子并非一帆风顺。一次重体力活后，他突发心绞痛，豆大冷汗直冒。医务员提议送省城治疗，他拒绝了：“躺病床也治不好思想问题，歇两天就好。”第二天拄棍巡视工地，硬是撑了下来。不得不说，这种倔强，让不少同龄老干部都自叹弗如。

1972年春，干校接到通知：萧克奉调返京。学校大门外，大批青年悄悄聚集。有人递上木质茶盘，上面刻着“自力更生”四字。萧克拍了拍茶盘：“这四字，不要送我，留给你们。”转身登车，他只带走那把陪伴两年的木工凿子。

返京途中，他特意要求列车在石家庄停十分钟，只为给同行老战友捎句口信——“保重腰杆，时间会说明一切。”5月，他正式出任军政大学校长，重归军队序列。熟悉他的干部惊叹：一个木匠凿子加几本书，竟然让萧克原地“复位”。其实，真正决定命运的，是他在困境里不肯折断的意志。

值得一提的是，萧克复任后并未急于“整顿”教学，而是先让全校干部听学员意见三周，再做调整。他解释：“在战场上，情报出了问题，决策就会错；在课堂里，缺乏反馈，教育同样空洞。”这种做法，被后来多所军事院校沿用。

很多年以后，江西干校旧址仍保留着那张四人饭桌。当地教师带学生参观时常会说：“这桌子没有编号，却刻着历史。”如果细看，还能发现桌腿上浅浅几行字：1969—1972。那是萧克用手指蘸水写下后再刻下的日期，见证了一位上将在风暴中选择的生活方式。

萧克一生少谈个人遭遇。别人问起那段被“资产阶级分子”标签困住的岁月，他只是摆手：“标签会掉，手艺不会；地位会变，骨气不能。”这句话，简单，却像老方桌一样结实。

人与时代的碰撞，总有火星四溅。萧克的故事表明，真正的荣誉从来不是军衔，也不是头衔，而是逆风时依然能砍柴、能读书、能自嘲。倘若当年他接受炊事员随行，或许生活轻松许多；但缺了劈柴生火的日子，也少了后来那份从容。

木工凿子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柜前常有人低声念展签：“萧克将军自力更生用具。”光影打在铁质刀身上，隐约反射出当年江西冬日的微光——没有掌声，却足够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