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编者按：在党的历史长河中，康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与斗争，却始终未曾遭遇重大挫折；反观其政治生涯，却是一路攀升，从区级书记的职位一路晋升至中央副主席的高位。康生之所以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与他擅长审时度势、投机取巧的行事风格密切相关。

1898年，康生，原名张宗可，在山东诸城大台乡（今胶南市辖区）一个世代书香的地主家庭中诞生。在那个时代，他的家庭在当地享有盛誉。五四运动之后，他先后更名为张叔平、张耘，直至1928年，在苏联的岁月里，他再次更名，取艺名赵容，并在1933年7月正式以康生之名扬名。1917年夏日，康生从青岛礼贤中学顺利完成学业，随后转至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担任教职。在诸城的这段时光里，他结识了江青，两人关系日益亲密。到了1924年7月，康生告别诸城，前往上海大学深造。

上海大学是由中国共产党通过多方联络创建的，旨在培养革命人才的学府。在入学半年后，即1925年初，康生宣称自己加入了党组织。然而，关于他如何入党、介绍人是谁、具体履行了哪些程序，至今仍是一个谜。康生曾自述是由陕西人王友直引荐入党，但王友直在延安时期对此予以否认，称自己当时仅是共青团成员，不可能介绍康生入党。后来，康生又提到是李畔缓为他介绍入党，但李畔缓同样未予确认。还有说法称是康生的表兄弟李宇超所引荐，但李宇超对此亦未明确表态。这些事实表明，康生在入党事宜上存在诸多疑点，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混入党内的可能性。

1926年，康生担纲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之重任，翌年春，又被任命为沪东区区委书记。在此期间，他遵从江浙区委的指示，积极组织沪东区工人投身于上海工人第二次及第三次武装起义。康生始终引以为豪，并将其视为其一生最为辉煌事迹的，便是他投身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尽管在回忆文章中，康生有所自我粉饰，但作为该区负责人参与起义的事实，无疑是与历史相符的。

1928年，康生荣升为江苏省委委员，并相继担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域的区委书记，不久后更跻身省委组织部部长之位。按理，党职的晋升标志着党组织对他的信任与赋予的责任愈发重大，然而康生却将此视为在党内投机取巧的绝佳良机。此后，他改头换面，化名为赵容，为谋求党内更高更广泛的权力，开启了一段在党内暗中操纵、施展权谋、热衷于投机的生涯。

同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既对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路线进行了批判，也对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剖析。共产国际指定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一职；然而，向忠发文化水平不高，能力不足，并不符合中央领导者的标准与要求。因此，在六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的权力实际上落在了提前归国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手中。擅长投机取巧的康生对李立三极尽吹捧之能事，迎合其喜好；而李立三为了稳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也积极寻求支持，竭力争夺党中央所在地——江苏省委的控制权。康生对李立三的“左”倾立场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在改组江苏省委的过程中立下“功勋”，因而迅速于1930年二月被提升至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职务。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自此，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全党范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无视革命正处于低谷的现实，坚持进攻大城市，企图实现“会师长江，饮马武汉”，复走俄国由城市至农村的道路。这种错误举措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立三的“左”倾错误刚露端倪时，周恩来便坚决反对，与李立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汇报了这一情况。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以及其他许多各级党的领导人也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康生虽心知肚明，却未采取抵制和反对的行动，反而选择了追随、拥护与支持。

九月，瞿秋白与周恩来受共产国际的委托，主持召开了扩大版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中，他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内容，对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过分乐观估计以及他提倡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策略进行了批评。此举标志着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在此背景下，康生迅速转变立场，并在大会中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察觉到李立三的势力衰退，康生开始重新权衡自己的政治靠山，而政治生涯一路攀升的王明，则成为了他首选的对象。1925年，王明前往莫斯科深造，就读于中山大学。在副校长米夫的青睐下，他的地位逐渐攀升。

1929年，王明归国后，他一方面借助国内革命斗争积累政治声望，另一方面企图攫取中央的领导权。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如期召开。在37位与会代表中，王明等数人并非中央委员，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会议的正当性存疑。负责主持整个会议的米夫，事先准备了一份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并在会上提交表决。尽管众多代表强烈反对，包括中央组织部长罗章龙以及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愤然离场，但在米夫的力挺下，四中全会仍选举出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总书记一职仍由向忠发担任，但中央的实际权力已然落入王明之手。

历经六届四中全会的康生，亲历了王明在米夫的鼎力支持下崭露头角的全过程，随即转而支持背景坚实的王明。这对于当时孤立无援、陷入极度困境的王明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王明亦知恩图报，迅速将康生擢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自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中央的权力牢牢掌握在王明手中。在这四年间，康生攀升至中央领导层，成为王明的副手与助拳人。即便王明的路线走向终结，康生的权力仍持续了数年之久。对于这段所谓“辉煌”的历史，康生曾不吝笔墨，撰写大量文字，夸耀自己对于王明路线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自40年代起，康生的态度大相径庭，对王明要么怒目相向，要么避而不谈，直至生命的终结，他也始终未曾清晰阐明这段过往。

在王明领导下的四年里，康生先后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及职工部部长之职。1933年7月，鉴于国内白区形势的严峻，康生携夫人曹轶欧及妻妹苏梅一同从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抵达莫斯科后，康生对米夫和王明极尽巴结之能事，其吹捧之词愈发诚恳，因而赢得了他们的青睐，不久便被擢升为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得力助手。能与王明并肩办公，康生感到莫大的荣幸，其表现出的奴性依附尤为明显。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康生不遗余力地宣扬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尽管康生未能出席，却依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全力以赴地宣扬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为绝对正确，对于贯彻不力或持有疑虑者，则将其定性为反对国际路线，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向在苏联的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的内容，还向留在苏联的党员加紧了继续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以抵制遵义会议。他串联了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央总书记。

11月15日，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3月，康生在向一位回国的同志介绍王明时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到了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联共中央举办了一场庆祝宴会。康生在会上举杯祝愿王明同志健康，并带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国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而王明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任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投降主义言论。

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调子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转而认可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消了王明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依据我国革命实际斗争情况，应确认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袖，王明等人应停止无谓争执。”六中全会之后，尽管张闻天依旧担任名义上的中央总书记，但党内总揽大权的职责已移交至毛泽东手中，所有重大决策均由毛泽东决断，而张闻天则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和理论工作。

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开始认识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必须及时转变，于是见风转舵，转为拥护毛泽东。在王明失势后，康生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对康生这些做法，知情者都很吃惊，王明知道后也痛斥康生无耻。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优拉第米洛夫在自己的《延安日记》中写道：“王明对康生在莫斯科的表现表示强烈不满。在莫斯科时，这位未来权臣曾是王明的部下，他竭力讨好王明，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在那个时期，康生在每一场会议中都是第一个跃跃欲试，狂热地鼓掌，大声高呼‘王明万岁’！”

1941年9月，整风运动拉开序幕，康生再次显露其政治“变色龙”的真面目。年底，于西北局召开的一次干部集会上，康生大谈其在莫斯科期间，曾坚决抵制王明路线，与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声称王明一直对其压制、打击和排挤。在延安的整风过程中，康生未进行任何自我批评，亦未受到任何指责，却轻易地塑造了自己始终如一反对王明的“英雄”形象。他不仅赢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还被迅速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一职由毛泽东兼任），从而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趁机大加整肃他人。

在整风运动期间，康生于延安主导的“抢救失足者”活动，导致了众多冤假错案的诞生，使得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一时之间“特务”、“汉奸”、“叛徒”等所谓的“坏人”遍布如麻。至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后，那些被康生“钦定”为“内奸”、“特务”的人员，包括王实味在内，均遭秘密处决，撤退至黄河岸边。

康生在延安时期推行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激起了广大干部的强烈反感，中央随之对康生的职务进行了调整。自1945年七大结束后，康生虽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其担任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职务均被撤销，其影响力因此显著减弱。随后，他被派遣参与土地改革工作。在这之后的十年间，康生脱离了党中央的核心机构。

1949年6月，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即将到来，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却突然“病”倒，这一情况颇为令人疑惑。两个月前，康生还满怀热情地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然而，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山东后便“病”倒。康生“病”中仍能挥毫泼墨，挥洒丹青，且与妻妹苏梅关系亲密，却与妻子曹轶欧争执不断。每当熟人前来探望，他却装作“不省人事”、“不言不语”、“不识熟人”。自此，康生开始了人生中最漫长的养“病”期，从那年起，他先后在青岛、杭州、北京等地养“病”，长达六年的时间。直至1955年，随着高饶联盟被粉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在即，康生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长期以来，鲜有人洞悉他所谓的“疾病”根源。实则，康生此次所患之“病”，实为“政治思想疾”，其症结源于他在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第一书记职位时遭遇挫败。1948年伊始，康生被调任华东局副书记，成为饶漱石的第一副手，这让他难以忍受。康生与饶漱石同是上海大学校友，几乎同时入党，却因两人都热衷于权力且政治抱负强烈，如同针尖对麦芒。康生自认资历高于饶漱石，在他担任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第三国际执委期间，饶漱石不过是其下属，负责在巴黎编辑《救国时报》。早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已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自苏联返回延安后不久，又升任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直至党的七届一中全会才当选政治局委员，按资历排序，让康生担任饶的副手，让他心怀不满。饶漱石同样权力欲望强烈，为争夺新四军时期华中局书记职位，曾对陈毅进行无端指责和排挤，怎会轻易将位置让给康生？为了保住华东局第一书记的位置，饶漱石甚至试图将康生排挤出华东，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华东局随军南迁至上海，饶漱石继续担任第一书记；山东则成立分局，康生留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及党委书记。康生视此次争斗为败局，因此心生怨气，弃职不干了。

康生的“病”不仅仅在于此，他怀疑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饶漱石于1950年7月22日拍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道：“我陪同陈毅同志在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闭幕之后，急忙赶往杭州探望康生的病情。他多次向我表示：‘我在工作中或许有过失误，但绝无通敌叛国的嫌疑，现在党对我产生怀疑，我实在想不出其中的缘由。’今日康生同志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我在他那里逗留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再次恳请我向主席解释，他绝非特务奸细，请求组织不要对他产生误解。”从这封电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康生当时的焦虑情绪，他深恐中央会揪住他过往的不光彩历史，因此特意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进行澄清。

1954年，高饶问题被揭露之后，康生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病”根找到了，这就是随着高饶问题被解决，他的“病”根已除。1956年初，康生经过长达6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出。

彼时，他洞察到党中央将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中进行重要的人事调整，这无疑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良机。然而，在八届一中全会之后，康生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落在陈伯达之后，相较于原先的政治局正式委员，他的地位有所下降，这无疑对康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为了重振旗鼓，再次赢得最高领导者的青睐，他选择了忍耐不发，静待时机。

在八大期间，康生得知毛泽东有意将更多精力投入理论工作，力求塑造自身为“理论权威”，以便更贴近毛泽东。他听闻毛泽东提议恢复中央政治研究室，并计划亲自引导若干省委书记研读与探讨理论，于是将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尽管康生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无正式职务，但他几乎每日都前往办公，相较之下，主任陈伯达却鲜少露面。八大结束后的两个月，即11月，康生便开始着手负责理论工作。1957年3月15日，他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的副组长。到了1959年3月，中央决定组建《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副主任，并开始参与《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事宜。此外，康生还提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立“理论小组”，并自任组长。1959年下半年，他又开始兼管中央党校的事务。通过这些举措，康生实际上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

康生负责理论工作，然而自始至终，他的做法与八大精神相悖，违背了“抵制个人崇拜”的原则。他过分推崇毛泽东个人形象，其研究并非真正着眼于理论，而是将理论视为攀登权力的阶梯，意图攀升至更高的职位。

1958年夏日，康生于北京音乐堂向政治教师发表演讲，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乃马列主义的巅峰”这一论断。次年12月2日，在军事科学院及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康生进一步强调，在众多兄弟党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最为显著、最为突出、最为全面”的成就应归于毛泽东同志。他亦指出，“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当的、不科学的，甚至存在错误，因为这一口号并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视角，亦未以阶级的视角来剖析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人与群众之间的互动。至1960年1月4日，康生向中央党校的负责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且终极的标准”。我怀疑林彪后来提出的“顶峰”概念，或许正是受到了康生的启发。

早在1957年4月，康生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的妻子曹轶欧，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康生“发明”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最高最后标准”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人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尚未形成，那么学习《资本论》又如何能够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然而，这样的疑问却被冠以“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遭受严厉打击。

康生的策略可谓“成效显著”。自他复出直至生命的终结，长达20年的时间里，尽管遭遇了不少非议与抵制，他却始终安然无恙，更是一路攀升，地位日益稳固。

1958年，康生根据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大肆鼓吹“大跃进”。1959年7月和8月的庐山会议，康生不仅在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评，使纠“左”转为反右，而且在会后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1962年，康生又制造出“《刘志丹》奇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得到进一步的上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像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

与此紧密相连，康生力主将“文化大革命”演变为一场“整干运动”。他提出，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三者之间具有共通之处，即“历来的领导者皆属恶人，均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并且他们“长期篡夺了这些部门的主导权”。针对中央党校而言，“历任校长无一称职”，因此亟需开展一场“揪叛徒”、“整干部”的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的“揪叛徒”之风，实则源自康生的主导。

1967年1月，自上海宣告成立“上海公社”以来，中国境内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夺权风潮。康生亲自部署，指挥了一系列部门的夺权行动。1月15日，应康生之命，中央党校内部一群紧随其后的追随者夺取了党校的领导权；山东籍的打手王效禹相继掌控了青岛市及山东省的党政大权；进入3月，康生与江青、王力等人联手，支持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成功夺取了四川省的权力。此外，康生还直接干预了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众多其他省份的夺权事件。在整个夺权过程中，康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情绪。

在“文革”期间，康生的所作所为为他赢得了更为显赫的权力，其政治地位亦随之稳步攀升。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更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了1971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不仅在政治局常委的行列中继续留任，更是首次荣膺中央副主席之职，从而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