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唐玄宗一手好牌打得稀烂，20 万大军为何挡不住安禄山？

安史之乱的爆发，从根本上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便没有安禄山，也一定会有王禄山、李禄山之类的人物出现。

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这要从北魏时期的均田制说起。长期战乱使得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这对国家的粮食储备和税收收入造成了严重影响。

为解决这一问题，北魏推行了均田制：将无主土地收归国有，再分配给农民耕种，而农民则需向国家缴纳赋税，并承担相应的徭役和兵役作为回报。

尽管均田制无法涵盖全国所有土地，但由于当时大地主只是少数，所以它在北魏的农业经济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北魏又创立了府兵制，即参与均田制的农民，平时务农，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则参军作战。

也就是说，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其核心特点是兵农合一。这一制度的好处是，大大减轻了国家的养兵负担，同时又保障了农业生产，可谓一举两得。

由于均田制和府兵制具有先进性，隋朝和唐朝都继承了这两项制度，并在唐太宗时期达到顶峰。

然而，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始，均田制和府兵制逐渐失去效力，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随着唐朝对外战争日益频繁，加之疆域扩大导致防御线延长，农民的兵役负担越来越重，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也损害了将士的利益；

第二，随着唐朝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僚地主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购买土地，使得土地逐渐从国有转变为私有，土地兼并现象由此产生。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原本依靠均田制生活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纷纷逃亡，这直接导致国家兵源不足，进而动摇了府兵制的基础。

到唐玄宗继位初期，唐朝对外战争异常频繁，土地兼并也愈发严重，国家兵力大幅减少，战斗力持续下降。

为解决这一问题，唐玄宗开始寻找对策。他果断废除府兵制，实行国家招募士兵的募兵制，一下子招募了20万中央军。但这只解决了中央的安全问题，却未能解决边疆的防御问题。

由于募兵制需要国家自行承担费用，财政压力巨大。于是唐玄宗在边境设立了十个节度使，让他们掌握行政、财政、人口、土地等诸多权力。

这样一来，节度使便能自行招兵、自行生产粮食，实现自给自足，朝廷无需为此花费一分钱。

设置十大节度使的好处是，能够加强边境防御，缩短调兵的时间和距离，免除各地百姓到边境戍守的苦难。

由于这十大节度使都驻守在唐朝敌对国家的周边，且各自手握重兵，其中又以骑兵为主，因此唐朝的边境安全得到了极大加强，对外作战也更加便利，内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不必担心服兵役的问题。

后来，为增强各节度使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唐玄宗又让一人兼任两镇或三镇节度使，以便大军统一指挥，提升战斗力。

但是，节度使的存在其实暗藏巨大隐患，因为他们手握重权，极易滋生野心，进而发动叛乱。

尤其是当一个人身兼数镇节度使时，危险程度就更高了！

唐玄宗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采取了一些措施防范节度使，比如在节度使的人选上仔细挑选、利用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进行权力制衡、加强中央军建设以防范节度使等，但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只是对节度使制度进行了小修小补。

因此，节度使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保护唐朝的安全，也可能反过来颠覆唐朝。

唐玄宗晚年，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满，认为可以放松休息了，于是开始沉迷享乐，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奢靡。

在大唐盛世的光环下，唐玄宗逐渐变得昏聩，警惕性也慢慢降低，而危机却在悄然降临。

就在这时，安禄山出现了。作为被唐朝征服的异族人，他原本就对唐朝没有好感，甚至充满敌意。

为实现个人野心，安禄山凭借钻营取巧、曲意逢迎等卑劣手段，赢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信任，成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

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率领三镇共15万精锐士兵起兵反叛，从河北迅速向河南进军。

安禄山为何敢起兵造反？要知道唐朝有中央军，还有其他七镇节度使，总兵力远多于他。

实际上，唐朝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三个镇的节度使。

前文提到，唐玄宗实行募兵制，并且加强了中央军建设，起初确实有20万人，但由于内地长期没有战事，这支中央军的战斗力变得很差。再加上朝廷政治日渐腐败，大量士兵被迫逃亡，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中央军几乎已经瓦解。

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能够调动的中央军非常有限，而且需要保卫京城安全，无法调往前线平定叛乱。

再看节度使，十镇当中安禄山统领的三镇参与了叛乱，另外七镇中，剑南道因长期与南诏作战损失惨重，已无战斗能力；北庭、安西和岭南三镇距离中原较远，且防御任务繁重，因此也无法赶来参战。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参与中原作战的节度使，只有朔方、河西、陇右这三镇节度使。

因此，安禄山起兵造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他选择了快速出击的策略，这样才能占据优势地位。

当然，安禄山的劣势也很明显，如果他不能速战速决，无法快速占领长安、俘虏唐玄宗进而夺取政权，一旦战事陷入僵持，等唐玄宗整合好各地兵力和资源，等待他的就只有灭亡。

所以，对安禄山而言，关键在于一个“快”字。而他也确实推进得很快，不到半个月就横扫华北地区，并迅速向河南发起进攻，目标直指东都洛阳。

直到安禄山造反后的第六天，唐玄宗才得知消息，他万分焦急，因为根本无兵可派，而精锐的边军又无法及时赶回。

无奈之下，唐玄宗听从建议，拿出府库里的钱财，在洛阳和长安两地招募士兵，最终召集到六万人，但这些人大多是市井子弟，没有战斗经验，战斗力很弱。

很快，唐玄宗派高仙芝、封常清带领这六万人去防守洛阳，毫无疑问，他们败给了安禄山，随后便退回潼关防守——这是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

潼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据守等待援军是最佳策略，高仙芝和封常清正是这样做的，唐玄宗起初也认同这一想法。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个叫边令诚的宦官在潼关担任监军，此人没什么本事，却喜欢干涉军事，时常对高仙芝指手画脚，高仙芝不听从他的指挥，两人因此产生矛盾。

755年12月的一天，边令诚入朝奏事，向唐玄宗诬告高仙芝和封常清，称他们之前在洛阳战败是因为贪生怕死。

唐玄宗本就对高仙芝和封常清丢失洛阳一事感到不满，再加上边令诚在一旁煽风点火，于是在盛怒之下派人处死了二人。

唐玄宗虽然临阵斩杀了将领，但他认可坚守潼关的策略，而且已经开始调兵遣将，只要能把叛军阻挡在潼关之外，等援军赶到，就能发起反击。

不久，唐玄宗启用了老将哥舒翰。当时哥舒翰担任陇右节度使，本应留在陇右，却因喝酒中风返回京城休养，刚到京城不久就遇上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启用他，实在是因为无人可用了。

不过，哥舒翰作战经验丰富，是经战争检验过的将领，值得唐玄宗信赖。

哥舒翰抵达潼关后，立即开始加固城防，深挖壕沟、加高壁垒，闭关坚守，同时加紧训练士兵，鼓舞士气。

第二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派遣儿子安庆绪率军进攻潼关，结果多次战败，两军在潼关相持了五个月之久。

这样的结果证明，哥舒翰坚守潼关的策略是正确的，唐玄宗也比较支持，毕竟长安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且援军正陆续抵达。

在这五个月里，朔方、河西、陇右三镇的兵力已经开始调动，其中河西和陇右两镇的精锐以及朔方的部分兵力，已调到潼关归哥舒翰指挥，使哥舒翰的兵力达到二十万。

拥有如此庞大的军队，不说能够战胜叛军，至少能确保潼关万无一失，进而保证长安作为军政中心的地位稳固。

只要长安还在，唐朝就依然存在，全国军民的信心就不会丧失，战胜叛军也只是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朔方的另一部分兵力，约有数万人，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率领下，向安禄山的老巢河北进军，接连取得好几次大胜，叛军控制下的十几个州郡都选择了投降。

安禄山部下的家眷都在河北，他们得知消息后，都十分担心，军心开始动摇。

安禄山也很着急，既攻不下潼关，后方又出现问题，他感到非常绝望，一度后悔造反，甚至打算撤军返回范阳。

由于形势对唐朝有利，郭子仪、李光弼便上书朝廷，称只要哥舒翰能坚守潼关，他们就可以率领朔方军打到叛军在范阳的老巢，从而促使叛军内部溃散。

战事发展到这一步，形势已经很明朗了：只要哥舒翰能守住潼关，等朔方军攻下范阳，他再出兵夹击叛军，就能稳操胜券。

那么，哥舒翰的任务很明确，只能坚守，不能提前出战。

至于为何不能出战，郭子仪已经给出答案：一旦哥舒翰战败，潼关失守，叛军就会占领长安，到那时天下将陷入倾覆，再想消灭叛军就难了。

这一点，唐玄宗本人是非常认可的，否则他也不会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都不让哥舒翰出战。

但是，唐玄宗最终还是下令哥舒翰出战了，这是为什么呢？

安禄山造反时，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正在京城。哥舒翰一直不喜欢安思顺，认为他作为蕃将是个巨大隐患，于是上书请求杀掉安思顺。唐玄宗为让他安心镇守潼关，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人处死了安思顺。

这件事看似不大，却让宰相杨国忠受到极大震撼。他认为哥舒翰手握重兵，肩负着江山社稷的安危，地位极其重要，说的话唐玄宗都会听从。万一哥舒翰请求唐玄宗杀掉自己该怎么办？毕竟安禄山造反，打的就是除掉他的旗号。

杨国忠有这样的担心，哥舒翰那边也确实有过类似想法。

原来，哥舒翰的一名手下对他说，既然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作为造反口号，那我们为何不效仿汉景帝杀掉晁错挫败七国之乱的做法，留下三万精兵镇守潼关，率领其余精兵渡过浐水杀掉杨国忠呢？这样一来，安禄山就会陷入被动。

这个建议让哥舒翰很动心，但又担心这样做会落下谋反的嫌疑，因此十分犹豫。

然而，就在哥舒翰迟疑的时候，消息不幸泄露，还被杨国忠知道了。杨国忠非常害怕，于是招募了一万多人交给心腹杜乾运统领，驻扎在灞上，美其名曰加强长安防御。

哥舒翰得知此事后，担心杨国忠要谋害自己，于是把杜乾骗到军营杀死，然后吞并了他的部众。

因为这件事，唐玄宗开始对哥舒翰有些猜忌：怎么自己人还打自己人？哥舒翰到底想干什么？

当时，唐玄宗非常倚重哥舒翰，便没有追究这件事，杨国忠只能自认倒霉。

由于叛军攻打潼关受阻，各地又不断传来捷报，唐玄宗误以为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产生了对叛军发起总攻的想法。

杨国忠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便在一旁煽风点火，多次劝说唐玄宗下令哥舒翰出潼关与叛军作战，因为叛乱平息得越晚，他就越不安全。

于是，唐玄宗下令哥舒翰主动出战，哥舒翰回复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叛军内部分裂，就能不战而胜，唐玄宗便没有再坚持。

过了几天，唐玄宗派出去的探子回来报告，说叛军大将崔乾祐驻扎在陕郡，隐蔽了大军行踪，只派遣小股部队引诱哥舒翰出战。

唐玄宗认为，既然已经知道了敌人的行踪，就谈不上什么诱敌之策，不如将计就计，主动出击，一举将其消灭。

很快，唐玄宗把消息告诉哥舒翰，让他率军出战，哥舒翰再次拒绝，称安禄山十分狡诈，肯定早有防备，贸然出战一定会中计；叛军远道而来，只求速战速决，我军坚守才是最佳策略。

当时，郭子仪和李光弼在河北与史思明对峙，尽管形势有利，但仍需要时间，于是二人再次上书唐玄宗，劝说他不要让哥舒翰出战，给他们一点时间肃清河北，然后再配合哥舒翰对洛阳、陕州发起反击。

可是，唐玄宗不打算等了。既然叛军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各地唐军又在对叛军围追堵截，此时不正是决战的好时机吗？还等什么呢？

于是，唐玄宗又一次下令哥舒翰出战，哥舒翰依然不从。唐玄宗非常生气，哥舒翰屡次违背自己的命令，难道想造反吗？

想到这里，唐玄宗一阵后怕：要知道哥舒翰手上有二十多万大军，万一他与安禄山联合，唐朝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

这时，杨国忠再次站出来，点明了哥舒翰手握重兵却拒不出战的风险。唐玄宗便认为，只有让哥舒翰出战，与叛军决战，才能消除所有风险。

退一步说，即便哥舒翰不能击败叛军，至少能给叛军以重创。他能接受由此带来的损失，也认为这是减少风险的唯一办法。

于是，唐玄宗连续派了几批人催促哥舒翰出战。哥舒翰知道自己已受到猜忌，再等下去，恐怕会落得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的下场，于是只得硬着头皮率领大军全军出动。

由于大军仓促出征，准备不足，再加上唐玄宗得到的敌情并不准确，哥舒翰很快就掉进了叛军精心布置的陷阱，二十万大军被杀得只剩八千人，被迫退回潼关。

仅靠八千人，自然难以阻挡叛军。潼关守军人心涣散，一个叫火拔归仁的将领为保全自己，发动叛乱，将哥舒翰捆绑起来交给叛军，潼关因此陷落。

不久，叛军打到长安城下，唐玄宗仓皇出逃，前往蜀地避难。

随着长安的陷落，战争形势再次逆转，叛军声势大振，唐军则陷入低谷。

直到757年安禄山去世后，唐军才在唐肃宗的带领下发起反击，形势这才逐渐好转。

好了，我们现在知道，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唐玄宗其实有机会快速平定叛乱，只要他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等形势更加有利后，再让哥舒翰出战，就能一举消灭叛军。

但是，晚年的唐玄宗已然昏庸糊涂，安史之乱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他急于平定叛乱以洗刷耻辱；再加上他对形势判断失误，轻视了叛军的实力，又对哥舒翰猜忌之心日盛，因此做出了错误决策。

唐玄宗的这一错误，代价极为惨重：他本人在退出长安后不久就遭遇政变，被迫退位当了太上皇；还连累后人要花费更多时间和更大代价平定安史之乱，唐朝因此国力大损，再也不是昔日的大唐帝国了。

如果唐玄宗能保持清醒头脑，多一些耐心，事情可能会这样发展：郭子仪、李光弼等人肃清河北后，再配合各地唐军及潼关哥舒翰大军，从四面八方向叛军发起进攻，叛军会陷入包围圈。

再加上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得不到百姓支持，难以站稳脚跟，会更加被动。

如此一来，外有唐军进攻，内有百姓策应，我相信不出几个月，安史之乱就会结束，唐玄宗可以继续当皇帝，然后着手解决暴露的社会问题，唐朝就有机会继续保持强盛，不会出现断崖式衰退。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糊涂的唐玄宗把一切都搞砸了，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依然无法弥补对国家造成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