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历史人物唐纳的真实身份

江青前夫唐纳身份

赵丹携手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于六和塔共度了一场隆重的集体婚礼。

重听27年前的访谈录音

于2012年《同舟共进》杂志第十期中，有幸拜读了贺越明先生的《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一文。文中，贺越明先生对江青前夫唐纳的政治身份——即其是否为中共党员，以及入党的具体时间——进行了严谨的考究。身为《江青传》的作者，我在阅读完毕后，于2012年10月24日向《同舟共进》的编辑郭芙秀小姐发送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

郭小姐：

拜读贵刊对江青前夫唐纳中共党员身份的考证文章，不禁想起，唐纳虽在世时以巴黎天桥饭店老板的身份示人，实则他不仅是中共的特别党员，更是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工作者。正因如此，当唐纳归国时，接待他的有罗青长、叶选基等，他们均为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的要员。作者似乎并未深入了解唐纳的真正背景。本人因撰写《江青传》一书，亦曾对唐纳的真实身份进行过一番“考证”。

叶永烈 10-24

关于唐纳是中共党员，我在《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中已经很明确写及，1936年4月26日唐纳和蓝苹（江青）在杭州举行婚礼，“唐纳那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还在论及江青是一个左翼文化工作者时，曾提及，江青先后嫁过的四个丈夫，即俞启威（黄敬）、唐纳、章泯、毛泽东，都是中共党员。

至于唐纳晚年的身份，“他不仅是中共的特别党员，同时亦为国家安全部的情报人员”，这一信息我早在撰写《江青传》之际便已知晓。然而，鉴于当时的保密要求，我并未将其纳入书中。如今时移世易，已至公开的适当时机。

在1986年8月7日，我于对唐纳的密友夏其言进行的一次访谈中，首次揭示了唐纳的真实身份。彼时的采访内容，我后来将其从录音带转换成了数码格式，并刻录在光盘之中。在着手撰写本文之际，我再次播放了那段录音，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已过去27年，夏其言的谈话声音依旧清晰可辨。

夏其言，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党委副书记及副总编辑。不幸于2002年10月23日，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重离世，享年八十八载。

记得，距今已过27载，我得知唐纳的挚友夏其言先生在上海工作，便多次拨打电话与他约定会面时间。然而，他要么正接待外宾，要么正忙于业务。终于，在1986年8月7日，我们得以进行一场深入的交谈。当时，夏老虽然听力略有不足，但身体康健，记忆力依然惊人。自那以后，我有幸多次向他请教。

在20世纪30年代，王莹（左图）与蓝苹（即后来的江青）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史枚对唐纳和夏其言影响深远。

夏其言回忆起与唐纳的相识，那实属偶然。他，浙江定海人士，于1927年踏入了舟山中学的校门。高中生涯落幕之际，1934年，正值刘鸿生先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广纳练习生。夏其言脱颖而出，成功考入。与他一同中选的，还有一位名叫马骥善的青年，二人志趣相投，自此结为莫逆之交。

马骥善的胞兄，马骥良，亦即时下众人所熟知的唐纳。马骥良常往银行宿舍探望弟弟，因此与夏其言相识。夏其言亦效仿马骥善，亲切地唤马骥良为“大哥”，尽管他们年龄相仿。

马骥良曾投身于“C．Y”组织，即共青团。与此同时，夏其言积极寻求进步，秘密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因此，两人相识后倍感投缘，宛如久别重逢。

夏其言曾言，每逢友人遭遇困境，马骥良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那时，夏其言正深陷于一段爱情之中，而那位他深爱的姑娘，因家境贫寒，曾被迫与一位富商之子订下婚约。唐纳得知夏其言的处境后，竟乔装打扮，假扮成律师，手持公文包，径直踏入那位资本家的府邸，娓娓道来利害关系。凭借他那口才了得的口才，竟说服了那位资本家之子，迫使他撤销了订婚的承诺……如今已步入古稀之年的夏其言，回想起那段往事，指着身边的妻子笑着说道：“她便是当年的那位姑娘！我们都对唐纳的热心援助感激不尽……”

马骥良再次站出来支持他的特殊友人。夏其言回忆起，某日马骥良神秘地向他透露：“我结识了一位博学之士，他能够传授你丰富的革命知识。然而……”话音未落，他突然沉默，目光直视夏其言。夏其言立刻领会了他的暗示，坚定地回应：“我无所畏惧。”马骥良这才低声询问：“他无处安身，你能否接纳他？”夏其言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昔日，马骥良租赁居所，其居所狭小。与此同时，夏其言之父任职于“十三层楼”（今上海锦江饭店）担任厨师一职，而其寓所位于长乐路怡安坊17号，地处“十三层楼”不远处，所居为典型的石库门建筑，拥有独立出入的门庭。

数日之后，夏其言的住所迎来了一位年轻“寄宿者”。这位青年与夏其言及马骥良年纪相仿，因此彼此间相处融洽。他鲜少踏出家门，整日闭门不出，以至于左邻右舍都对马家增添了一位“寄宿者”一无所知。所谓的“寄宿者”，不过是夏其言对亲朋好友的一种隐晦表述而已。

小琳，人称“房客”，笔名史枚，其本名分别为佘其越与佘增涛。她与马骥良同乡且为同学，马骥良称其为“总角之交”，以此表达他们深厚的少年友情。所谓“总角之交”，意指自幼相知的朋友。其中，“总角”一词，指的是少年时期所梳的小髻。

日子久了，夏其言才明白，佘其越乃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上海杨树浦活动时，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往苏州反省院。那时，苏州反省院有所谓“假释放”制度：若有人愿意提供担保，被监禁者便可在两个月内获得所谓的“假释放”，期满后需自行返回反省院继续服刑。“假释放”的初衷，本是为了让被囚禁者体验一番“自由”的滋味，以期激发他们早日“反省”。然而，佘其越却巧妙地利用“假释放”的机会成功逃脱！

佘其越恳请马骥良伸出援手。无人知晓，亦无神明察觉，他悄然隐居于夏其言的宅邸之中。国民党警察局虽焦急万分，却苦于无从下手，因为在此之前，佘其越与夏家并无任何瓜葛。

佘其越以其卓越的写作才华著称。在深居简出之际，他创作了诸多文章，均以“唐纳”为笔名，由马骥良代为投稿。马骥良亦以“唐纳”行文。因此，“唐纳”这一笔名便成为了佘其越与马骥良的共同署名。起初，马骥良的笔名是“罗平”，但在广泛使用“唐纳”后，人们逐渐以“唐纳”称呼他，以至于后来“唐纳”与“马骥良”几乎成为同义词。佘其越在夏家隐居，而马骥良成为了他唯一的常客。遵循今日的习惯，我们称马骥良为“唐纳”，而将佘其越称为“史枚”，因为他的本名已被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记录在册。佘其越遂改名为“史枚”，并一直沿用至解放之后。

史枚跟夏其言朝夕相处，教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他走上革命之路。在佘其越的影响下，夏其言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其言告诉笔者，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承宗。张承宗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在夏其言之前，唐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唐纳跟蓝苹相爱之后，蓝苹也成为夏家的常客。蓝苹曾经送她主演的话剧的戏票，给夏其言的弟妹以及父母亲。此外，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夫人黄晨（笔者于1986年6月16日采访）、蓝苹所住环龙路许家房东的保姆秦桂贞（笔者从1986年7月26日起多次采访），是蓝苹的密友，也来夏家。正巧，唐纳、蓝苹、史枚、夏其言、黄晨、秦桂贞是同龄人，又不约而同以史枚为长。因为他是“C．P”（共产党），而且学者风度，老成持重，唐纳、夏其言尊敬他理所当然，蓝苹在他面前也颇恭敬。就连她跟唐纳吵了架，也常常要到怡安坊来，在史枚面前告状，请史枚“仲裁”。

夏其言犹记，蓝苹与唐纳曾在史枚面前争执不休，甚至大打出手，竟在夏其言的家中演出了这一幕。那是一个清晨，天色尚早，夏其言与史枚尚未醒来，蓝苹却已披散着头发，急促地敲响了门扉。她刚踏入屋内，唐纳紧随其后，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吵闹与纷争。

夏其言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夏日，在他家中，史枚与蓝苹皆在场的情景下，蓝苹猛然拽住唐纳的头发，将他头颅狠狠地撞击向墙面……

某日，蓝苹与史枚、唐纳、夏其言闲谈之际，不经意间吐露了一句“名言”：“男思女，山高水远；女念男，板隔心间。”这或许正是她为人处世的“心机”。而这句“名言”，让她征服了一位又一位男性，朝着“位高权重”的境界，步步为营。

蓝苹还有一句“名言”：“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我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身伴侣。”大约正是出于这一“行为准则”，她最后选择了毛泽东。

孤岛上海秘密行动

唐纳与蓝苹的关系结束后，日军对上海的攻势日益严峻。蓝苹历经济南与西安之行，最终于1937年8月抵达延安，并改名为江青。与此同时，唐纳在同年年底启程前往武汉，继而又抵达了“陪都”重庆。

赵丹见唐纳独居于山城，便有意将18岁的陈璐引荐给他。他对陈璐说道：“我有一位好友，很想认识你。”陈璐好奇地问这位好友是谁，赵丹随即向她详细介绍了唐纳的背景和性格。

陈璐回忆起，那是在1938年3月的一个春日，赵丹热情款待，邀她与唐纳共赴重庆冠生园盛宴。唐纳与陈璐一见钟情，他屡次邀请她一同骑马、共赴重庆南温泉畅游。唐纳对她昵称“璐璐”，而她则亲昵地唤他“罗平”。两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步入婚姻的殿堂。为了铭记他们的相识之地，婚礼亦是在冠生园举行。

1938年10月，唐纳与陈璐穿越越南河内，抵达香港。他们在香港逗留了一个多月后，乘坐船只返回上海。彼时，上海正陷入所谓的“孤岛时期”。自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会战爆发以来，日军已侵占上海公共租界的北部区域，即如今的虹口和杨浦区，以及上海周边地区。唯有上海法租界及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残部得以保留，这部分区域被称作“华界”。在这片被日军包围的土地上，“华界”成了孤岛般的存在。

唐纳与陈璐居于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与江苏路口的交汇处。唐纳以笔名“蒋旗”活跃于文坛，相继创作了多幕话剧《陈圆圆》以及《生路》。陈璐在上海演艺界崭露头角。唐纳为陈璐量身打造了艺名“红叶”。传闻中，“红叶”这一名字寓意与“蓝苹”形成鲜明对比。

1940年5月1日，陈璐迎来了儿子的诞生，唐纳欣喜若狂，为这个新生命取名为“马均实”，寓意“均等分享劳动的成果”——恰逢那日为劳动节。此外，唐纳还赋予儿子一个亲切的乳名——“红儿”，这个名字显然源自陈璐的艺名“红叶”。

在1998年2月21日，笔者在汉口对78岁的陈璐和58岁的红儿进行了采访。陈璐向笔者透露，彼时她对于唐纳的政治背景一无所知，仅知晓他的行踪总是神秘莫测。她回忆道，唐纳曾对她严肃地说：“一旦我被捕，若你因此受到牵连，便宣称‘我早已与唐纳解除婚约’！”这一话语让陈璐震惊不已。

不久后，一件意料之外的事件如期而至。记得那是一个清晨，她居住的三楼公寓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当时，唐纳不在家中，他已秘密前往重庆。陈璐、红儿和保姆仍留在了上海。保姆开门后，门外竟站着一名法国巡捕。巡捕询问：“陈小姐在吗？”陈璐立刻回应。巡捕告知她需要前往巡捕房，这让陈璐感到惊讶。她假装不懂，用武汉方言回应：“孩子还没‘过早’呢！”这里的“过早”是武汉方言，指的是“吃早餐”。然而，巡捕坚持要求她立刻动身。

陈璐下了楼，见到巡捕房的汽车停在楼下。她被带到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到了那里，巡捕倒显得很客气，一边给她喝咖啡、吃三明治，一边说希望她能好好合作。陈璐“过完早”，巡捕带她到另一个房间去。一个大块头巡捕开始对陈璐进行审问：“你是唐纳太太吗？”陈璐知道事情不妙，就按唐纳的嘱咐用武汉话说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了，不再是唐纳太太了。”“大块头”接着问：“你知道，唐纳在哪里？”陈璐答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好几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大块头”面对这位一问三不知的陈小姐，只好放她回去。

陈璐庆幸唐纳事先为她精心准备了应对巡捕的“台词”，因而得以顺利“过关”。她抵达上海兰心大戏院，全身心沉浸在《天罗地网》的排练之中。然而，她未曾料想，数日后，巡捕再度寻至她的身边。

此次重返巡捕所，面对“大块头”严肃的表情，她显得无助。巡捕经过秘密侦查，揭露了她与唐纳并未正式离婚的事实。因此，当她再次宣称与唐纳解除婚姻关系时，“大块头”毫不留情地对她进行了拘押。她被监禁在巡捕房中，声称唐纳目前不在上海，具体位置她也不得而知。她强调自己正参与“上戏”的演出。她若被囚禁，无法前往剧院，那么戏剧的演出将受到影响，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谁来承担？

反复审问数度，陈璐始终未能提供有关唐纳的任何线索。在将陈璐拘押了三天后，巡捕房无奈之下，只得将她再次释放。

归家后，陈璐迅速察觉到门前有人暗中窥视，直至夜幕低垂，监视者方才悄然离去。白沉（后于1955年执导电影《南岛风云》）前来看望她，并力劝她迅速将家中存放的进步读物转移到别处。陈璐遂与唐纳的“把兄弟”张静林商议，将这批书籍秘密转移至其家中。

半月余后，未见唐纳归家，楼下的监视者方才悄然离去……

唐纳从重庆回来了。陈璐把那场虚惊告诉唐纳。唐纳笑道，他事先替她拟好的“台词”，还是派上了用场呢！他并没有把巡捕房为什么这样“关注”他的原因说出来。直到好多年之后，她才知道唐纳当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才使巡捕房对他格外注意。

难归国，定居巴黎

陈璐与唐纳的婚姻仅仅维系了八年时光。唐纳在重庆之地，倾心于另一位演员康健，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然而，这段同居之缘并未长久，由于性格上的不合，唐纳与康健最终选择了分手。

胜利的号角吹响，唐纳重返上海，从山城重庆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在《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与总主笔徐铸成的诚挚邀请下，他加入了该报，担纲副总编一职。徐铸成曾在《大公报》任职，与唐纳曾共事一室，彼此间有着深厚的同事情谊。在此期间，唐纳以“马季良”作为笔名，继续在新闻界施展才华。

唐纳踏入陈璐的居所，只见她已与一位盐商结为连理。然而，他依旧频繁地探望红儿。

不久后，在上海，唐纳又卷入了一场新的情感纠葛：1947年8月，他受邀出席了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那里，他邂逅了那位年轻、貌美，且能流利使用标准英语的《自由论坛报》女记者陈润琼。陈小姐才华横溢，立刻吸引了唐纳的注意，用他的话形容，简直“美得惊心动魄”！

唐纳与陈小姐陷入热恋，他不断寄送着用蝇头小楷精心书写的情书。起初，这段感情热烈而又矛盾。唐纳满腔热情，而陈小姐却无意回应。陈小姐出身名门，她是福州人，原驻法公使陈箓的第三位千金。自幼沐浴在家庭文化的熏陶之中，她精通英语和法语。

1949年二月，陈小姐被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彼时，在香港执掌《文汇报》总编辑一职的唐纳，毅然向报社递交了辞呈，随后也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程。他先是加入了《纽约日报》的团队，继而在联合国的一处中文印刷厂找到了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与陈小姐相聚。

唐纳似乎是为了追求陈润琼而远涉重洋来到美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节节取胜，尽管他内心充满了喜悦，但他最终选择离开。他明白，蓝苹是个心胸狭窄、报复心极重的女子，她如今已经成为了“第一夫人”。记得当年在上海，她曾当着夏其言的面，将唐纳的头发揪住，将他撞向墙壁。如果唐纳继续留在中国，这位心狠手辣的“第一夫人”恐怕会对他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

正因如此，唐纳对陈润琼小姐的倾心，从美国纽约一路追随至法国巴黎，两人在此地的浪漫氛围中喜结连理，并共同创立了天桥饭店。为了远离江青的影响，唐纳更名为“马绍章”，而陈润琼则取英文名字安娜。起初，在巴黎的华人圈中，众人仅知晓马绍章先生是前国民党政府驻法公使陈箓的“驸马”，却鲜有人知晓他曾是中共“第一夫人”的前任丈夫。

1952年12月23日，唐纳与陈润琼喜结连理。

唐纳因国难而滞留海外，心中始终牵挂着红儿的安危。据红儿所述，1953年，他收到父亲从法国寄来的四百八十万旧法郎，这笔钱被用于购买自行车。同时，唐纳还委托他在上海的老友夏其言、许怀沙等人照顾红儿。随后，叶露茜主动承担起照料红儿的重任。当时，叶露茜既要照顾她和赵丹的两个孩子，又要抚养她和杜宣的七个孩子，再加上红儿，总共需要照料十个孩子。红儿在上海长宁中学就读。叶露茜担心他年幼，不懂得如何自理生活，于是每月将三十元生活费直接交给学校的教导主任。红儿若需用钱，便写下条子向教导主任申请。成年后，红儿进入上海《文汇报》社工作。由于唐纳曾担任过该报的总编辑，红儿在《文汇报》社得到了众多唐纳老友的关照。红儿表示，在《文汇报》社，从总编辑到排字工人，提起唐纳，无不充满敬意。之后，红儿又先后在安徽和湖北工作。

在那个动荡的“文革”时期，幸而唐纳远在海外，使得那些狂热的“旗手”鞭长莫及，从而得以幸免于难。

中调部派他回国考察

直至1976年，江青沦为阶下囚，唐纳终于得以踏上归途，返回祖国探亲。

夏其言向我透露，1979年的年初，他身在北京执行公务，忽然接到报社党委的紧急电话，要求他即刻返回上海。

夏其言匆忙返回上海，方才得知“中调部”已将他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中调部”，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简称。如今，公众多识国家安全部，而鲜知中共中央调查部。正如其名所揭示，中共中央调查部隶属于中共中央，曾于1955至1983年间担任我国对外情报领域最高级别的情报主管机构。“中调部”的前身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调查部正式宣告成立，首任部长由李克农（兼任）担任，秘书长一职由罗青长执掌。自1983年7月1日起，以中共中央调查部为核心，与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及其他相关单位整合，共同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夏其言为何被“中调部”紧急召唤？原来，唐纳自离开我国大陆后，首次回到巴黎后直接返回国内。尽管在法国他以马绍章的身份生活已久，但“中调部”在提及夏其言时仍直呼其为唐纳。唐纳的归来，接待方正是中共中央调查部，他的在法隐蔽身份自然不言自明。

事实上，唐纳于1978年寒冬时节抵达了北京。在此期间，夏其言恰巧亦在北京出差，然而“中调部”并未在北京直接接触夏其言，反而指示他返回上海，借助组织渠道进行联系，以便在上海接待唐纳。

夏其言正对唐纳由“中调部”安排接待而感到意外，此时“中调部”的干部向他说明，此次唐纳之行对外严加保密，因此要求他不得泄露任何关于唐纳的消息，尤其鉴于他在新闻界的身份，更需谨慎。鉴于夏其言是唐纳回国前希望晤面的知己，故“中调部”通过上海《解放日报》的党委事先安排了与夏其言的会面。“中调部”的干部轻声向夏其言透露：“唐纳已经重新入党了！”这里的“又”字，暗示唐纳曾是中共党员，中途脱党，如今“又”回到了党的怀抱。“中调部”的干部补充道，在见面时对唐纳的称呼应使用“马先生”。

夏其言在把这些情况告诉笔者时，唐纳尚健在，所以他再三关照，“让你知道这些情况，是为了使你写《江青传》时把握好唐纳的政治分寸，不能把他写成朝三暮四追求女性的人，他有着革命理想。但是你不能对外透露唐纳的真实身份。”正因为这样，我在《江青传》里，只在写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唐纳时，提及他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另外，在《江青传》写及唐纳的后来时，提及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曾回到中国大陆：“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只字未提唐纳的特别身份以及与“中调部”的特殊关系。

夏其言回忆起，当时“中调部”将唐纳安排入住上海东湖招待所。这所招待所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东湖路，与繁华的商业街淮海路仅相隔百米。它原本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住所，后来转属中共中央华东局，成为其招待所。夏其言正是在这里，对从北京前来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进行了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张闻天夫人刘英来沪时，也曾入住此处。如今，东湖招待所已经变身为东湖宾馆。

夏其言兴奋地表示，他终于与那位已阔别三十年之久的旧友唐纳重逢，心情激动不已。此次，唐纳的妻子陈润琼亦一同出席，这是他们两人的首次相遇。陈润琼夫人尽显名媛风范，气质优雅，宛如大家闺秀。在称呼唐纳时，夏其言习惯性地称之为“老马”，而对于陈润琼，则亲切地称其为“马太太”。

夏其言察觉到，唐纳似乎已全然不同往昔，他不再那般豪迈直爽，而是变得言行谨慎。在与夏其言的交谈中，唐纳仅提及往日情谊，鲜少提及他在法国的岁月。尽管他在上海的电影界和新闻界拥有众多友人，但此次会面，他仅选择了郑君里夫人黄晨等寥寥数位老友。

郑君里夫妇及子女

郑君里与唐纳、蓝苹结为好友。1936年4月26日，正值22岁的唐纳与蓝苹携手，与赵丹、叶露茜，以及顾而已、杜小鹃等三对明星夫妇一同于杭州六和塔举办盛大的婚礼。婚礼的证婚人由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担任，而他后来亦成为了声名显赫的“七君子”之一。郑君里则担纲主持。黄晨回忆道，彼时，她与蓝苹以“阿黄”、“阿蓝”昵称彼此。两人偶见合心布料，便一同购置，裁制成样式相同的两件服饰，黄晨与蓝苹身着而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就是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影星杭州六和塔集体新婚之旅。前排六人从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而后排的证婚人，亦自左至右分别是：郑君里、沈君儒、李清。

黄晨向笔者透露，往昔在上海的电影圈内，袁牧之、郑君里、唐纳与赵丹四人同气连枝，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按年龄长幼，袁牧之被尊为大哥，郑君里为二哥，唐纳位居三哥，而赵丹则排行小弟。

黄晨透露，在“文革”时期，江青曾指派张春桥与郑君里进行交谈，期间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也在场。江青要求郑君里上交她自延安时期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以及两张个人照片。1966年10月9日凌晨，位于上海淮海路的武康大厦三楼，郑君里的住所遭到一群假扮成红卫兵的空四军教导队的突袭，家中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珍贵资料被搜走。不久之后，郑君里被逮捕并监禁。郑君里心中清楚，这一切的悲剧，皆源于他对“旗手”江青过往历史的了解过于深入……

黄晨透露，唐纳对于郑君里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并感慨道，若是身处国内，他或许比郑君里遭遇更为凄惨！

在黄晨的陪同下，唐纳夫妇一同前往郑君里墓，怀着虔诚的心意献上鲜花。

夏其言犹记得，唐纳夫人访沪期间，二人未曾公开现身于公众视野。唐纳对中国电影依旧怀有浓厚兴趣，然而，“中调部”的规定却限制了他不能踏入电影院一窥光影世界（尽管东湖电影院就在附近），他只能依赖于东湖招待所内部专设的小放映室，由专人负责为他和夫人放映电影。

唐纳莅临沪上，特地设宴款待旧友。夏其言夫妇自是受邀之列。宴会之上，夏其言仅遇见了唐纳在上海的几位至交，约莫七八人之众。其中，有闻名遐迩的电影明星赵丹，以及黄晨。众人畅饮啤酒，气氛融洽。赵丹曾是促成唐纳与陈璐姻缘的“月老”，然而面对陈润琼，此事自不宜再提。夏其言的妻子则提起唐纳当年饰演“大律师”一角，为她解除婚约的旧事，引得唐纳开怀大笑。

夏其言的妻子盛情邀请唐纳夫妇至家中做客。此举合乎常情，却出乎夏其言意料的是，唐纳似乎有些踌躇，并未欣然接受邀请。夏其言立刻联想到这或许与唐纳此行的保密要求有所关联。在向“中调部”请示后，唐纳才应允回访，携夫人一同莅临夏其言府上。

叶剑英元帅接见唐纳表明双方有所交流或合作。

唐纳在此次归国之行中，有幸于1978年12月在北京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亲切接见。

凭借夏其言与黄晨的回忆，我们对叶剑英元帅为何接见“旅法华侨”唐纳这一行为，得以作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

1978年12月，叶剑英同志于北京与唐纳（位居中三）会晤，罗青长（位于右一）、叶选宁（位于左二）、叶选基（位于左一）亦一同出席了此次会见。

在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中，叶剑英元帅身旁的罗青长先生，曾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秘书长和副部长，并于1978年升任部长一职。与之并肩而立的是叶选宁与叶选基。叶选宁是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当时担任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办公厅康世恩的秘书。而叶选基则是叶剑英元帅的侄子，笔者曾多次对他进行采访。叶选基在“中调部”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2009年5月31日，我在国家安全部上海某宾馆有幸与叶选基先生重逢，与他同席的还有他在“中调部”时期的老同事们。至于叶剑英元帅，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共中央调查部直接隶属于他的领导。被称为“旅法华侨”的唐纳，实际上是中共的特别党员，也是“中调部”在法国的关键干部。他的归来，受到叶剑英元帅的亲自接见，实属意料之中。陪同接见的还有“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和同样在“中调部”工作的叶选基，这无疑清晰地揭示了此次接见的主题。

此外，需特别留意，照片中并未出现唐纳夫人陈润琼的身影。由此可知，叶剑英元帅在接见唐纳时，其政治身份并非仅仅是“旅法华侨”。若其身份为“旅法华侨”，那么在参加接见时理应携夫人同行。这一情况反映出，叶剑英元帅的接见活动，实为“中调部”内部的秘密会晤。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次意义重大的会面在当初并未对外公开，相关照片也未见诸报端。直到整整30年后的今天，在介绍叶剑英生平之际，这张接见唐纳的照片才被“顺便”刊出，照片的说明依旧将唐纳称为“旅法华侨”，似乎与他与“中调部”的联系毫无瓜葛。

可以说，唐纳在巴黎开设了天桥饭店，那是一家名流云集的场所。加之他有老丈人国民党的显赫背景作为庇护，无论是从职业还是身份来看，从事情报工作都是他最佳的选择。因此，没有人会质疑唐纳是“中调部”的高级情报官员，最多只是在提及他与蓝苹的过往时，开个玩笑罢了。

夏其言犹记，1985年9月，唐纳再次踏上归国之旅，此次行程由国家安全部精心安排。如前所述，自1983年7月1日起，中共中央调查部正式更名为国家安全部。其中，“中调部”历来是中共情报机构的代名词，而国家安全部则是我国政府直属的情报机构。

此次，唐纳携夫人与女儿一同归国，国家安全部特意安排他们入住上海顶级的新锦江饭店南楼。夏其言有幸邂逅了唐纳的女儿马忆华，她毕业于我国一所知名医科大学，目前正与一位土耳其籍男友交往。那时，赵丹已离世，唐纳在上海仅与黄晨会面。

唐纳此番归国，于北京逗留颇久。夏其言犹记，昔时他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一员，远赴北欧四国进行访问，自上海抵达北京，曾在北京饭店探望过唐纳。彼时，唐纳独居于此。待他自北欧归来，国家安全部已安排他前往承德休养。恰逢金秋时节，蟹肥美，两人得以共品大闸蟹。唐纳提及自己有意撰写回忆录，遂恳请夏其言代为寻访散落的历史资料。

夏其言返抵上海后，便委托毛羽与徐怀沙协助唐纳搜集资料，同时亦请笔者帮忙搜寻其解放前创作的《祖国万岁》、《陈圆圆》等剧本。

不料，在唐纳的回忆录尚处于资料搜集阶段之际，1988年8月23日，他不幸因肺癌在巴黎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