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之初，宣布废除“三饷”，为何后来又征收“辽饷”？

文 | 雨别

| 雨别

清军入关初期，局势动荡，政策变动频繁。1644年，多尔衮登基之时，便在朝堂颁布一项引人瞩目的新政“三饷”悉数废止。这三项税收辽饷、剿饷、练饷，曾让百姓苦不堪言。清廷一纸诏令，将其彻底取消，朝堂内顿生波澜。

对于这项决定，有人称赞是大刀阔斧的气魄，有人则认为不过权宜之计。彼时百姓多处于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之境，已无暇深究清廷本意，他们只知道田赋骤减，生计稍见曙光。对他们来说，一份减负的政令，就是难得的救命稻草。

追溯明朝末叶，辽东的连年战事导致军需吃紧，明廷不得不增加辽饷，继而又因南方起义、整顿兵备，相继征收剿饷与练饷。三种加派的赋税极大压榨了基层农户，无数人家因此破产。

清军打进关内，需要民心支持以稳固统治。相比繁杂的权谋，直接减轻税负，更能收买人心。废除“三饷”后，赋税重新回归到原有的“正供”，只剩地租与少量杂捐。新政大获好评，百姓称颂、地方官也因负担减轻而松了口气。新王朝的统治也由此向各地铺开然而这份减负能否持久？现实很快给出了答案。

新政推行尚不足三年，战火未息，国家财政便再度陷入窘境。南方尚未平定，军费高企，“正供”早已难以维持朝廷运作。官员们无计可施，最终还是恢复了“辽饷”此番虽换了名称，每亩加收九厘银，改称“九厘额银”，但本质未变。百姓前欢渐失，抱怨又起。许多人因再度加税而流离失所、土地荒芜。

事实摆在眼前。战事频仍，无论粮草还是兵器，都需要银两；清廷统治根基未牢，需持续投入以维系。辽饷的恢复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必然选择。这份重担再一次压在农民肩头。因负担加重，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乡村人口日渐流失。表面上缓解了财政困境，实则埋下社会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决策的背后也曾有激烈讨论。一些朝中大臣提出，或许可以开征商业税以分摊压力，减轻农民之苦。反对者的声音更大，他们强调清朝初立，商业税不可能应急，军费唯有靠田赋弥补。辽饷恢复成为政策定论。

辽饷一经复征，民间怨念四起，地方官员私下亦多有议论：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出路吗？复征辽饷虽暂时让财政平稳，但掩盖不了未来的矛盾与不满。顺治十四年，辽饷被正式编入《赋役全书》，成为体制化税赋，以“九厘额银”之名持久征收。短期的过渡措施，变成长治久安的制度。

财政短缺的局面并未消失，反而因征战不断和行政开支膨胀而愈加严峻。辽饷成为支撑财政的一根梁柱，但九厘额银虽然看似微薄，却层层加码，最终负担落在千千万万户农村家庭之上。

在社会稍见恢复的阶段，辽饷重归田间。农人失望至极，政策反复不定，既消耗了社会活力，更逐步动摇了百姓对朝廷的信赖。赋税制度化另有负面影响地亩登记混乱，地方官员虚报土地面积，侵吞税银，贪腐成风。

普通农民不仅要缴纳规定税款，还常常遭遇私征滥派，辽饷从救急妙计变为危害深远的“双刃剑”。康熙年间，清廷尝试通过垦荒、减税来舒缓矛盾，但通过“九厘额银”收取辽饷依旧，渐渐拉远了统治者与农民的距离。

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矛盾分化日益突出。清朝内部也不断有官员陈言，认为辽饷长期征收妨碍农业发展，违背国家根基。但这些建议往往微弱无力，最终未能扭转既定政策。

辽饷赋予了清廷相对稳定的账本，但底层的不满逐渐堆积。隐忧积压至康熙年间，已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康熙皇帝上台后，着眼社会安定，大规模实施蠲免钱粮，多次下令减免赋税，累计超过1.5亿两。他也不得不面对财政与民生的两难局面税收不足，军饷难筹，边防易危；加税过重，又激化社会的不满。

辽饷依然存在，虽未完全取消，但在康熙手中大幅削减。这一宽政，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朝廷着手整顿田亩登记，规范征收流程，抑制地方腐败，保障税负透明可控，让农民负担得以减轻。

改革推进得并不轻松。清廷在保财政与惠民生之间反复权衡。康熙鼓励开垦、振兴经济，试图逐步减少对辽饷的倚赖。成效虽有，却始终难以根治顽疾辽饷这一税收形式，在清代最终未被废除，而是融入了整个税制体系，成为财政中不可缺失的一环。这种做法虽暂时补足了银两缺口，却让社会稳定付出了代价。

辽饷原本为清初的权宜之计，康熙推行的改革则起到缓冲作用，没有根除隐患。直至咸丰年间，鸦片战争赔款、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叛乱等重创国家财政，黎民百姓的负担更重，辽饷这种田赋附加税形式被一再沿用。

即使进入乾隆、嘉庆时期，税收名目不断变化，类似辽饷的附加负担始终未绝，地方财政自主权日益收紧，中央税政更趋集权。

回看现代，税制虽愈发复杂，但财政平衡与社会承受力的难题从未消失。当国家陷入困境时，任何税政调整都必须慎之又慎。

清王朝灭亡的原因极其复杂，财政问题却始终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从“三饷”废止到辽饷的反复征收，再到日后的厘金、地丁银、两税法，税制缺陷不断累积无法根除。最初的减税收揽了人心，辽饷恢复虽度过一时难关，但长期来这样的政策埋下了隐患，对社会的伤害更为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