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耿飚坚持将坎巨提划分给巴基斯坦，扬言：别人不敢，我敢！

1950年初冬，北京外交部的走廊里弥漫着墨香与烟味，37岁的耿飚刚刚领到一纸任命书：出任驻瑞典公使。他习惯了火药味，此刻却要收起军帽，换上礼服。有人低声感叹：“前线硬汉改当外交官，能行吗？”耿飚只是点了点头，把那张任命书折得整整齐齐，塞进上衣口袋。

从此，他的战场由枪林弹雨换成谈判桌。从北欧到南亚，他一次次在针尖麦芒的磋商中抢时间、换空间，也悄悄为后来那场举世瞩目的划界埋下伏笔。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尘埃甫定。西部高原上空，残雪尚未消融，广播里的战报却已划出新的对峙线。正是在这种兵锋相接的背景下，中巴双方就划界一事重启磋商。彼时，耿飚身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往返于伊斯兰堡与拉瓦尔品第之间，行程超过两万公里，文件摞成半人高。

坎巨提，这块面积近两万平方公里的飞地，很快成为桌上的焦点。地形封闭，海拔陡峭，补给困难，战略意义有限，却牵动着民族感情。参会专家有人摇头，担心民意汹涌；也有人忧心军功付诸东流。会场气氛时常僵住，一句“这片地方埋着我们的烈士”让人噤声许久。

耿飚没有急着呛声，反而拿出手绘地图，标出从喀喇昆仑公路到瓜达尔港的假想线路。“如果想要走出去，非得在这儿打开一扇门。”他顿了顿，“给，是为了更大程度地守。”这句话让很多人沉默。两天后，又有人提出折中方案，只割一半。耿飚起身，用筷子在茶几上轻轻一点：“半步走不出山谷，得一步到位。”

“别人不敢，我敢。”这是耿飚在会上唯一一次提高嗓门。短短七个字，如同当年湘江激战时的那声冲锋号。在军旅岁月里，他深知犹豫就是最危险的敌人。1959年拉萨骚乱时，他曾奉命赴边调研；那一趟回程路上，他就注意到巴方对中国援手的热切。正因这段经历，他笃信中巴可以结成长久伙伴。

有意思的是，巴基斯坦起初也不敢相信中国会如此大方。外长布托私下对耿飚说：“真的全给？”耿飚摊开双手，只说了三个字：“说到做到。”这一幕后来被巴方官员写进备忘录，称之为“冰山融化的瞬间”。

1963年3月，中巴边界协议在北京签署。坎巨提悉数划归巴基斯坦，中国获得喀喇昆仑山脉以东清晰而可控的边境线，同时换来了巴方对涉藏、涉疆问题的坚定承认。一纸新图，厚度只有0.1毫米，却为两国铺设了千里命运共同体的底版。

外界质疑声仍在。广州有老兵愤懑道：“血战出来的土地就这么让了？”耿飚没有公开回应，但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边境平稳，比添一块荒山更有价值。”短短十四字，却折射出战略纵深的算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扇西部门户，中国后来援越抗美、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同伊斯兰世界沟通，都会处处掣肘。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中国通过新开辟的喀喇昆仑走廊，为巴基斯坦提供急需装备与物资，有效牵制印度北线部队；1980年代，巴方再一次借道，将美制“毒刺”导弹数据送抵北京，助我国在防空反导技术上少走弯路。事实证明，那份舍土得友的选择，没有辜负任何一位守土将士的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耿飚并非一味“散财童子”。他精挑细算，把握的是“耕地不足、难以开发、统治成本高”的区域，对内减轻守防压力，对外释放善意。几乎同期缅甸、尼泊尔的边界谈判，也采取同样思路，最终以昆木叶克、弹子尖等荒岭换来互不侵犯条约，把潜在摩擦降到最低。周恩来评价：“小让步，大棋局。”

1971年，耿飚调任外交部副部长。那年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2758号决议，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幕后斡旋文件中，中巴“互信、互助、互谅”频繁出现，正是这层关系，为最后一刻的票数铺了路。巴基斯坦代表在投票前说：“数年前的那次握手，让我们懂得什么叫朋友。”短短一句，分量千钧。

耿飚晚年撰写回忆录，提笔停顿许久，扉页只写下一行字：“舍得者，能得天下之交。”没有长篇抒怀，更无自我标榜。有人去探望，他端茶相迎，笑言：“外交同打仗，一步走错全盘受制，好在当年没失手。”声音平静，却听得出对岁月的笃定。

1989年1月12日，耿飚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噩耗传至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国旗降半旗，军乐团奏起《友谊进行曲》。这座南亚国家以军礼送别一位异国将军，正是1963年那场“别人不敢，我敢”的决断，换来的最直白致敬。

坎巨提依旧高寒寂寞，塔什库尔干河在峡谷里奔流不息。当年的划界碑边，偶尔有中国边防官兵与巴基斯坦巡逻兵相遇，彼此举手敬礼。两国间的信任不需要口号，仅凭这一记庄重的敬礼，就足以说明一切。